1941年6月5日的清晨，延河岸边仍带着凌晨暴雨的凉意。东岸的小礼堂里，县干部们讨论减收公粮的事宜，屋顶却在轰隆雷声中被闪电击穿，一截焦黑的木梁砸倒县长李彩云，瞬间毙命。意外来得突兀股票配资吧，延安街头的议论遂如山风般四散。
半日不到，市井里冒出各种传闻：有人说“天怒人怨”，也有人干脆认定这是“老天爷算账”。声音最刺耳的，是三十六岁的农妇伍兰花。她挑着空担子跑去赶集，边走边嚷：“先劈县长，接着劈那些坐办公室的，再劈毛泽东！”口气粗暴，路人侧目；有人摇头，也有人幸灾乐祸，话一句句被放大。
伍兰花为何如此激烈？她家在延川县南边的山坳，婆婆高龄七十，三个孩子正长身体，丈夫病故已两年。去年旱情严重，公粮却要足额上缴，日子紧得像石缝。她对政府的不满，其实是对生计困顿的喊痛，可惜发泄方式过于极端。
延安保卫部门接到举报，当天下午在田埂尽头堵住伍兰花。一顶草帽、一身旧布褂，她连状况都没弄清，就被推上卡车。拘押记录写得干脆：“公然辱骂中央领导，煽动民心，疑为反革命。”三行字，一条人命，就此悬着。
讯问并无实据，案卷却很快被定性为“恶意攻击领袖”。会议室里，几名干事拍板——枪决，三日后执行。理由只有一个：杀一儆百。伍兰花听完判决，瘫在地上，喊破嗓子也无济于事。
延安不大，风声极快。6月8日傍晚，毛泽东批阅文件时看到此案眉目，他放下铅笔，眉头蹙紧。第二天上午，他径直去了保卫部门。进门便发问：“哪条法律写着骂人就得死？”一句话，屋里落针可闻。负责此案的干部低头无语，额角淌汗。
毛泽东指出，群众情绪再激烈，也不能靠恐吓压下去；要讲程序，要讲法度。“她骂得难听，可是我们给了她难活的日子，先反省自己。”他拍桌子的声音在土墙间回荡。处置结论被当场推翻，执行令撤销，伍兰花得以暂缓。
然而事情并未结束。毛泽东吩咐社会调查部连夜赶赴伍家，呈上详细报告：一家六口，去年交公粮三百二十斤，余粮不到一石；今年又遇青黄不接，揭不开锅。看到数字，他沉默良久，随即在干部会议上提出：征收标准必须下调，救济口粮立刻拨付，精兵简政必须落到田头。
10日午后，伍兰花被释放。走出土牢，她神情恍惚，不敢多言。河岸的小路上，毛泽东等候已久。他抬手打招呼：“日子实在过不下去，就得说出来。”伍兰花迟疑，两行泪水滚下，只挤出一句：“人要活啊。”言语短，却重若千斤。
减负方案随之在陕甘宁施行。县一级公粮普降两成，特困户再减半；同时发动机关人员参加生产，节衣缩食。措施看似简单，背后是对基层疾苦的正面回应。几个月后，延安粮秣略有回升，秋收时农民自发把多余两成送回公库，官民关系回暖。
这件案子还触及另一个问题——作风。此前部分干部出门讲排场、端架子，毛泽东借机敲打。恰巧一位海外侨胞捐来几辆旧轿车，随员正筹划给他配车，他当即拒绝：“我能走路，车让伤残老同志用。”话不多，却把规矩立住。
车最终分给朱德等人。那年冬天毛泽东在前往南泥湾的途中从牛车跌下，手臂擦破。警卫急忙招车接送，他摆手谢绝，继续步行。士兵们议论，说首长太倔；百姓却看在眼里，心里更服气。
同年秋，毛岸英结束苏联学习返回延安。刚到机关食堂，他只打了一勺菜、一碗小米粥，与普通战士无异。有人偷偷提醒：“去领导餐厅吧，条件好。”毛岸英摇头：“父亲说过，不能特殊。”后来他被派往农村，住窑洞、吃杂粮，把减负政策一条条落到地里。
从农妇被捕到政策调整，前后不到三个月。历史细节说明，制度不是写在纸上，而是刻在一次次纠错里。领袖震怒不是为自己受辱，而是对草率处决的警惕；干部悔改，也并非惧怕问责，而是被提醒了初心。正因如此，延安岁月才留下了一条清晰的脉络：听得到抱怨，改得了错误，制度才有生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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